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之際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強調，年輕干部“要自覺做良好政治生態的有力促進者，發揚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節儉樸素、謙遜低調，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年輕干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生力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年輕干部清正廉潔，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薪火相傳的百年大計。然而，近年來，年輕干部腐敗現象不斷發生，迫切需要深化對年輕干部腐敗行為的規律性認識，不斷加強對年輕干部的教育管理監督。
一、年輕干部腐敗的顯著特點
本文通過收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國紀檢監察報、中國紀檢監察雜志以及地方紀委監委網站等渠道公布的案件，共選取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的46例樣本進行研究。通過梳理發現，這些年輕干部腐敗存在如下幾個鮮明特點。
（一）量化特征：“潛伏期”短但貪腐數額巨大
腐敗潛伏期是指公職人員首次貪腐作案到案發被立案查處的時間跨度。腐敗潛伏期與腐敗官員被查處時的級別呈正相關性。一般而言，被查處的腐敗官員級別越高，潛伏期越長。有研究發現，2013年至2019年被查處的142名腐敗的中管干部，平均潛伏期約為13年（陳國權、楊亞星：“腐敗潛伏期官員何以得到晉升：基于干部任用權的分析”，《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第4期）。另有研究發現，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查處的80個市“一把手”，平均潛伏期近10年半（喬德福：“改革開放以來市‘一把手’腐敗案例研究報告—基于142個市‘一把手’腐敗案例分析”，《理論與改革》2013年第5期）。年輕干部由于工作時間不長，決定了其貪腐時間也相對較短。從46個案例看，年輕干部腐敗呈現典型的低齡低職“潛伏期”短，但是涉案數額大的特點。
本研究界定的年輕干部以1980年后出生為標準，其中年齡最小的為95后。職級主要為處級以下，多數沒有領導職務，為普通工作人員。根據可以查到數據的35個案例，工作年限最長的為20年，最短的僅11個月，有人剛走上工作崗位1個月就開始貪腐，正所謂“前腳剛踏上仕途，后腳就走入歧途”。據可查到數據的44個案例，潛伏期最長的15年，最短的僅1個月，平均潛伏期3.7年。相對于中管干部和市“一把手”，年輕干部腐敗潛伏期呈現顯著的短期化特點。但是另一方面，貪腐數額呈現大額化的特點。根據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貪污賄賂“數額較大”的一般標準為三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數額巨大”的一般標準為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三百萬元，“數額特別巨大”的一般標準為三百萬元以上。據可查到數據的41個案例，數額較大的3例，占比7.3%；數額巨大的23例，占比56.1%；數額特別巨大的15例，占比36.6%。其中涉案數額最大的為安徽省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交易管理科工作人員張雨杰，高達近7000萬元。其次為浙江一建建設集團公司深圳分公司財務部副經理陳曦曦，涉案金額2700萬。起步就“失足”、犯罪時間短、貪腐數額大，在一定程度上凸顯年輕“問題干部”膽大妄為、鋌而走險的心態。
（二）腐敗類型：自體腐敗與交易型腐敗并存
腐敗就其本質而言，是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如何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謀取利益，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一般而言，腐敗主要有兩種類型，即“自體腐敗”和“交易型腐敗”，前者主要指不正當占有，包括貪污和挪用公款，后者主要指賄賂，包括行賄和受賄（李輝、楊肖光：“市場化與腐敗類型的地區差異—基于職務犯罪起訴書數據的多層分析”，《公共行政評論》2019年第3期）。從實際案件發生情況來看，以交易型腐敗居多。有研究認為，自體腐敗主要發生在前改革時期，因為這種腐敗主要發生在非市場領域，這些領域很少發生市場交易。而交易型腐敗主要是發生于市場領域的權錢交易，表現為權力主體與市場主體的交易。年輕干部腐敗呈現自體腐敗與交易型腐敗并存現象，且以前者表現更為突出。在46個案例中，貪污、職務侵占、挪用公款共計28例，占比60.9%；受賄共計23例，占比50%；同時具有貪污或挪用公款和受賄的有5例，占比10.9%。46例中有1例腐敗是因為行賄。
進一步分析發現，自體腐敗主要發生在一些資金密集崗位，多為財務、業務辦理等接觸到資金的崗位。在46個案例中，有企業財務部副經理、水務局財務股干部、商業聯合會報賬員、房地產管理中心財務科科員、不動產交易窗口工作人員、離退休干部休養所出納員、衛計局出納、財政局工作人員、供銷社財審科副科長等。這些崗位一旦管理疏漏，就會為貪腐提供可乘之機。
從交易型腐敗來看，主要是利用手里掌握的資源配置權或執法監督權謀取私利。比如，產品質量檢驗崗位、房屋土地管理崗位、公檢法紀檢崗位等。在受賄案件中，不乏學歷高、能力強、擔任重要領導崗位的年輕干部，這讓他們成為了市場主體“圍獵”的對象，甚至是“圍獵”的“潛力股”。例如，1981年出生的金英麗，碩士研究生畢業，曾擔任上海市金山區金山衛鎮副鎮長、金山區經委副主任、六屆金山區政協常委。金英麗甘于被圍獵，與不良商人沆瀣一氣，搞權錢、錢色交易，收受賄賂500多萬元。
自體腐敗和交易型腐敗并存，凸顯了對年輕干部的監督要雙管齊下，“八小時以內”和“八小時以外”監督并重。
（三）作案手段：傳統腐敗與新型腐敗交織
傳統腐敗與新型腐敗交織，是當前腐敗現象的一個新特點。相對于傳統腐敗，新型腐敗主要表現為隱蔽性、復雜化、專業性。諸如“影子股份”“影子公司”“雅賄”“期權腐敗”“一家兩制”等。由于腐敗主體隱身化、腐敗行為間接化、作案手段專業化、腐敗收益隱蔽化，腐敗發現和查處難度加大。年輕干部具有學歷高、頭腦靈活、知識儲備豐富、專業化程度高、熟練掌握互聯網技術的優勢，當他們把這些優勢運用到貪腐領域，表現出了作案手段“高明”的特點。河南省濮陽市華龍區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障中心干部穆玉龍，將單位收費的二維碼篡改為個人支付寶二維碼，通過個人支付寶、微信賬戶等方式違規收取養老保險費60余萬元。在46個案例中，還有通過電腦偽造銀行存單和報銷單等方式非法侵占資金等。依托互聯網技術、數字支付等手段，利用管理監管漏洞實施貪腐，正在成為年輕干部腐敗的群體性特征，這也是把握腐敗新動向值得高度關注的趨勢。
（四）腐敗動因：價值觀念偏差奉行及時行樂
人的行為總是取決于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年輕干部的腐敗從思想根源上看，與他們精神空虛、價值觀念偏差有著直接的關系。受“精致生活”“及時行樂”等錯誤思想觀念的影響，一些年輕干部在工作崗位上不是想著奮斗拼搏、建功立業，而是貪圖享樂，追求奢靡生活和感官刺激，在膨脹的欲望面前滑向腐敗的深淵。比如張雨杰貪污近7000萬元，主要用于網絡游戲充值和滿足于奢靡消費；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工商業聯合會原報賬員萬振套取、騙取公款40余萬元，主要用于購買電子產品，在6年內購買了47部手機；陳曦曦挪用公款2700萬元主要用于賭博；金英麗甘于被老板“圍獵”，主要是為了滿足奢靡消費；等等。46個案例中，貪腐用于賭博的有9人，占比19.6%；用于個人奢靡消費的有12人，占比26.1%；用于游戲充值的有4人，占比8.7%。這些腐敗誘因，體現出一些年輕干部愛慕虛榮、炫耀攀比、注重感官體驗、物欲強膽子大，以及沉迷虛擬世界、現實世界撈錢享受的特征。
二、年輕干部腐敗的多重原因
唯物主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的發生都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本。從腐敗發生的機理來看，一個人產生腐敗行為，一般有三個條件：掌握稀缺資源、有腐敗機會、存在腐敗動機。年輕干部腐敗也是多因所致，既有自我失守的主觀因素，也有制度體制機制不健全的客觀因素，還有不良外部生態環境的影響因素。歸根到底，人的主觀因素是走向腐敗的根本原因。
（一）“五關”失守是誘發年輕干部腐敗的根本原因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指出：“要守住守牢拒腐防變防線，不是設一道、兩道關口就夠了，而是要層層設防、處處設防。一是要守住政治關。二是要守住權力關。三是要守住交往關。四是要守住生活關。五是要守住親情關?！笨v觀年輕干部腐敗案件不難發現，走向貪腐往往與“五關”失守有密切關聯。
政治關失守容易迷失方向。旗幟鮮明講政治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也是共產黨人的立身之本。腐敗問題本質上是政治變質。年輕干部走上工作崗位時間不長，對黨的政治理論學習不系統不深入，存在重業務輕理論的傾向，因而對黨的理想信念宗旨理解不深刻。理論水平和政治素養不高的“先天不足”，是導致一些年輕干部走向貪腐的思想根源。
權力關失守容易喪失公心。缺乏對權力的敬畏感，是年輕干部走向貪腐的共性問題。有的抱著“當官發財”的錯誤觀念，一旦手握權力，就急于變現謀利；有的仕途發展順利，一朝身居“高位”就開始享受“眾星捧月”的優越感，自我膨脹、迷失方向，在金錢誘惑面前陷入泥潭；有的把公共權力私有化、家族化，變成個人或家族的“聚寶盆”。
交往關失守容易跌入陷阱。自體腐敗的主要特征是“權力追逐金錢”，交易型腐敗的主要特征是“金錢追逐權力”。在這些腐敗的案例中，不少年輕干部由于涉世不深，沒有把好社會交往的界限，經受不住外界的誘惑，掉入“圍獵者”精心設計的陷阱中。
生活關失守容易陷入沉淪。干部的生活作風問題，不是小問題，一些年輕干部的腐敗往往是從生活情趣不健康、生活作風不檢點開始的。陷入“消費主義”，追求奢靡生活、貪圖享樂，錯把不良愛好當人生追求，在自我放縱中走向歧途。
親情關失守容易模糊界線。年輕干部總體上因為家人的影響而走向貪腐的不多，但需要警惕這種傾向和苗頭。廣西崇左市扶綏縣委原常委、宣傳部部長、副縣長陳英，就是因為助弟斂財，最終姐弟倆一起鋃鐺入獄。
（二）機制不健全、管理不嚴格是造成年輕干部腐敗的關鍵因素
腐敗問題發生往往與體制機制不健全有重要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從源頭上有效防治腐敗，加強對典型案例的剖析，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深化腐敗問題多發領域和環節的改革，最大限度減少體制障礙和制度漏洞?！?/p>
重選拔使用，忽視對年輕干部日常教育監督管理。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對干部的教育監督管理，但是總體而言，偏重于“關鍵少數”，尤其是“一把手”和主要領導，比如，2021年專門出臺《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意見》?！瓣P鍵少數”位高權重，腐敗的風險大、危害重，自然應該更加重視對他們的監督管理，但是對于年輕干部也要避免一用了之。有些地方、單位和部門“誤判”了對年輕干部監督管理的重要性，認為年輕干部權力不大、貪腐機會少，還有的認為年輕干部綜合素質高，并正處于進步上升期，自我要求高，因而放松了對年輕干部的教育監管。
崗位設置不科學、管理不嚴格，給年輕干部腐敗以可乘之機。一些年輕干部就是鉆了管理上的漏洞搞腐敗。比如，利用小額工程項目管理混亂，在招投標前確定施工人員，再通過招投標走程序；利用電腦社保系統漏洞，修改喪葬費、撫恤金等賬戶余額，實施貪污；利用收款、審核、辦理憑證集于一身的崗位便利，大肆撈錢。有些單位管理松散、漏洞百出，一些年輕干部原本只是抱著“試探”的心態邁出“第一腳”，當沒有被發現以后，就變得肆無忌憚。有年輕干部94次挪用公款800多萬，單位竟然都沒有發現這樣極端的做法。
（三）不良政治生態是導致年輕干部腐敗的外部因素
政治生態是指“政治系統各要素在互動和行動中呈現的整體狀態”。交互性和規制性是它的主要特征。政治生態的主體既影響政治生態，也受政治生態塑造。年輕干部身處一定的政治生態中，其言行舉止也折射出其所在政治生態的影子。貴州省畢節市織金經濟開發區財政局90后干部王紅梅，貪污挪用公款上千萬，表面上看是這個年輕干部出了問題，根源卻在于單位財務管理混亂，上級領導帶頭私刻公章、違法亂紀，王紅梅耳濡目染、有樣學樣。“如果這個地區或部門的年輕干部總是出問題，那么他們的生態肯定出問題了”（陳朋：“青年干部成長中應注意的關鍵問題”，《人民論壇》2022年6月〈上中下〉合并出版）。
不良政治生態容易滋生從眾心理。所謂從眾心理，指個體行為人往往會不知不覺地受到群體的壓力和影響，從而在知覺、判斷、信仰以及行為上，表現出與群體中大多數人一致的行為傾向（沙蓮香：《社會心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頁）。年輕干部初入仕途，社會閱歷少，對復雜的官場缺乏獨立判斷力和應對力，處世往往以身邊人的行為方式為原則，呈現模仿性和趨同性。一方面與別人行為趨同會讓自己獲得安全感，另一方面也會因為與周邊人行為保持一致而獲益。一些年輕干部腐敗，就是因為“其他同事都拿了，我若不要，就會顯得格格不入”“大家都收，我也跟著收”“別人可以為什么我不可以”等從眾心理，邁向了貪腐之路。
三、“多管齊下”讓年輕干部守住“早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總結反腐敗經驗，提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敗基本方針。防范年輕干部腐敗，也需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既要“把行為關進法律的籠子”，讓人不敢腐；也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人不能腐；更要把“欲望關進自律的籠子”，讓人不想腐。
（一）強化對年輕干部的廉潔教育，提高拒腐防變的“免疫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守住拒腐防變防線，最緊要的是守住內心，從小事小節上守起，正心明道、懷德自重，勤撣‘思想塵’、多思‘貪欲害’、常破‘心中賊’，以內無妄思保證外無妄動。”這就要求，加強對年輕干部的教育引導，通過專題理論教育、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理念，在思想深處端正“五觀”，補足年輕干部成長的“精神之鈣”。
加強年輕干部政治觀教育，引導他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在“兩個維護”上堅決做到知行合一，始終站穩人民立場，堅持事業為上。加強年輕干部權力觀教育，引導他們對權力保持敬畏之心，守住法紀底線。加強年輕干部交友觀教育，引導他們慎重選擇朋友，做到有交往但不能搞交換、有交集但不能搞交易。加強年輕干部生活觀教育，引導他們追求積極健康的生活情趣，多讀書、讀好書，操持雅好，神游物外，強身健體、錘煉意志。加強年輕干部親情觀教育，引導他們不僅要嚴以律己，還要嚴以治家、嚴正家風，以純正家風促廉、養廉。
（二）“選育結合”，既要選準人也要育好人
年輕干部的選拔培養，形象地說就是“選苗、墩苗、育苗”的過程，要“選‘優苗’、墩‘好苗’、育‘壯苗’”?！斑x‘優苗’”是第一步，也是防止年輕干部腐敗的第一道關。選拔年輕干部，首要標準是政治關。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挑選優秀年輕干部，千條萬條，第一條就是看是否對黨忠誠；我們培養優秀年輕干部，千條萬條，第一條就是教育他們對黨忠誠，堅決防止政治上的兩面人?！睂h忠誠與不負人民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對黨忠誠，才能不負黨的重托、不負人民的期待，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其次，選拔年輕干部要把好道德品行關，注重對年輕干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方面的考察。只有道德品行過硬、自我要求嚴格的人，才會在誘惑面前立場堅定、有強大的自制力守住廉潔的底線。最后，要把好能力關。新時代對干部的要求是“廉而有為”，廉潔是基本保障，有為是職責要求。既要干成事又要不出事，是對年輕干部為政的必然要求。
對于年輕干部要堅持嚴管厚愛相結合，管理好、保護好年輕干部。在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布局中，把從嚴從實加強年輕干部的教育監督管理納入其中。壓實黨委（黨組）抓年輕干部教育監督管理的主體責任，明確廉政教育、日常管理、監督檢查、執紀問責、責任落實等具體內容，推動年輕干部教育監督管理制度化、具體化、實效化。當然，對于年輕干部成長中的困惑、競爭中的壓力、工作上的迷茫、生活中的不順等問題，組織上也要及時了解，給予政治上激勵、工作上支持、情感上關心、心理上疏導，幫助年輕干部“安心、安身、安業”，更好越過成長道路上的障礙。
（三）增加制度供給，從源頭上消除腐敗機會
找準廉政風險點，有針對性地完善制度。腐敗發生與特定的崗位設置和監管不足密切相關?？v觀年輕干部的腐敗，管錢、管事、管審批等資金集中、資源富集的崗位，往往成為腐敗的高發地。對于這些領域發生的案件，要舉一反三，從制度上消除腐敗機會。根據“權責法定、權責透明、權責統一”原則，完善權力設置和監督制約機制。一是對于關鍵崗位，要嚴格分權原則，推行分事行權、分崗設權、分級授權，避免權力過于集中，并實行定期輪崗制度，降低腐敗風險。二是創新“金魚缸模型”，充分發揮“透明效應”。權力運行越是公開透明，腐敗就越難有藏身之地。完善財務管理、行政審批等領域權力運行內容、運行流程、運行結果的公開制度，并建立權力運行可查詢、可追溯的反饋機制，切實提高權力的可監督性。三是強化權力行使的責任制度，建立責任清單，細化崗位責任，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必擔責、失責必追責”。四是實行“凡進必談”，對于新入職或新提拔的年輕干部，在入職伊始，由所在單位分管領導和部門負責人開展廉政談話，講清崗位職責、權力邊界、廉政風險、法紀要求，引導年輕干部樹立崗位責任意識和廉潔從政意識。
（四）涵養政治生態，為年輕干部營造良好的從政環境
人是環境的產物。把好年輕干部廉潔從政關，需要為年輕干部創造良好的從政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嚴治黨是全黨的共同任務，需要大氣候，也需要小氣候?！薄按髿夂颉笔钦麄€社會的生態，“小氣候”是干部身邊的生態。大氣候是由無數小氣候組成，只有小氣候凈化好，才能有風清氣正的大氣候；好的大氣候也會對小氣候起到引領和影響作用。
加強單位政治生態建設，為年輕干部成長營造好“小氣候”。對于年輕干部而言，身邊環境的影響最為直接。一般而言，主要領導特別是“一把手”的作風，對單位的政治生態起到決定性作用。因此，上級黨委和紀委要重點加強對下級“一把手”的監督，“一把手”也要以身作則，既嚴格要求自己，也要管好班子、帶好隊伍。單位在政治生態建設中，要杜絕拉幫結派的“小圈子”，搞人身依附的“公權私恩”，避免年輕干部被迫“站隊”。單位要建立正確的用人導向，讓愿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有機會、有舞臺，讓投機鉆營的人失去市場，以此激發年輕干部端正從政理念，努力干事創業、積極進取。
加強社會廉潔文化建設，為年輕干部成長營造好“大氣候”。年輕干部正處在仕途發展的起步階段，良好的文化環境對塑造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舉止會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2022年2月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意見》，為加強廉潔文化建設提供了制度指導。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就要在全社會營造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文化環境，把廉潔文化納入主流意識形態加以宣傳和教育，廣泛挖掘和開發文化資源，用廉潔文化影響人的行為偏好，營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風尚。同時，在黨內深入開展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傳承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激發共產黨員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看成是極大的恥辱，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增強不想腐的自覺。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編輯：游弋 杜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