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潔拐點：世界難題與中國答案》
[基本信息]
書名：《廉潔拐點》
作者：高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時間：2017年3月
定價：79.00
書號：978-7-5086-7042-3/D.378
[內容簡介]
中華文明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治理可見的新黎明。
腐敗是人類公敵，反腐是世界難題。先發國家幾乎都經歷過腐敗高發期，一些“成功國家”隨后出現廉潔拐點期，而“失敗國家”卻陷入“現代化陷阱”，甚至貪腐成災。人類歷史為何會有廉潔拐點？中國廉潔拐點將呈現什么形態？
讀懂中國，先讀懂中國共產黨；講好中國故事，先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以往國際社會解讀“中國奇跡”偏重經濟治理，忽視政治治理特別是執政黨黨內治理與國家治理的“共生關系”。中共十八大以來，從“立八規”到“反四風”，從網上監督問責到海外追逃追贓，從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到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帶來治理腐敗原創性貢獻與世界級表現。然而，這是改革深水區的“應激反應”，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廉潔拐點？這將會給政治社會生態帶來什么趨勢性變化？
《廉潔拐點》立足國際與國內兩種視野、歷史和現實雙向思考，剖析美國、瑞典、新加坡等20世紀內向型廉潔拐點，解讀中共十八大后以腐敗治理和黨內治理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本書指出，隨著習近平時代和新治理革命的到來，中國將迎來21世紀全球首個雙重外向型大國廉潔拐點即“習近平（復興）拐點”，既面臨與“毛澤東（建國）拐點”、“鄧小平（改革）拐點”一脈相承的歷史性時刻，也展現“網絡社會主義”治理新機和“有效民主”行動張力。同時，治理腐敗永遠在路上，廉潔拐點不是一勞永逸的終點，而是國家成長新起點。厚植廉潔拐點期的“民心紅利”、“制度紅利”和“法治紅利”，固化長期執政黨加強自我革命和黨內治理的戰略定力與“治理紅利”，將提升中國政治的確定性、國家治理的穩定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可預期性，為世界經濟全面復蘇提供“中國新動能”。
治理腐敗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國際反腐新秩序是全球治理新體系的重要方面。以習近平為核心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以正風反腐為基點，實現黨內治理與國家治理、國際治理的有效聯動，走出既不同于歐美政黨也不同于蘇東共產黨的治理新路，帶來更多更好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全球治理活力。
[作者簡介]
高波，中央紀委駐中國社科院紀檢組副組長，副研究員，歷任中國社科院青年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等。代表作品：《十八大以來正風反腐新觀察》，《走出腐敗高發期：大國興亡的三個樣本》（全國首屆優秀廉政文化出版物，中央國家機關“強素質、做表率”讀書活動推薦讀物），《黨章中的紀律》（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推薦圖書，入選“2015年國家主題出版重點選題”，被評為“第三屆全國黨員教育培訓創新教材”）等。
[目錄]
III| 序言： 中國“第五大發明”與國際反腐新秩序
|上 篇| 廉潔拐點，大國標配
004| 廉潔拐點：政治輸出端的內生性、結構性變革
016| 從國家基因分型反觀其治理腐敗的結構性問題
043| 國家重組“改”出來的美國廉潔拐點
062| 政權新生“盼”出來的蘇聯“失效拐點”
078| 社會福利“托”出來的瑞典廉潔拐點
094| 嚴刑峻法“治”出來的新加坡廉潔拐點
109| 廉潔拐點“6S”模型：國家治理體系之“關鍵一躍”
123| 大國反腐：“蘇聯方案”為何敗于“美國方案”
135| 政治信用、“有限民主”與“無限民粹”問題
148| 廉潔拐點不是“賽末點”，而是國家成長新起點
| 下 篇| 新常態，新治理
159| 中國“關鍵先生”：“習近平相當于兩個羅斯福”
170| 消除“貪腐沉沒成本”：從反思舊常態到引領新常態
197| 認清“中國前提”：從防控有形腐敗風險到擔當無限治理責任
219| 頂層治理的復興：從“生產力革命”到“新治理革命”
238| 法治中國背后：從“雙籠限權”到制度治黨
261| 高房價時代的反腐：從“治標有效”到“治本有道”
280| 八項規定改造中共：從“盤子里的變化”到“骨子里的革命”
301| 修復政治生態：從破拆“政治違建”到定型“四種形態”
319| 開啟“互聯網+反腐”：從中國式網絡監督到“數字化社會主義”
338| 實施“精準治腐”：從制度自信到文化自信
352| “新啟蒙行動”發力：從“I 反腐”到零容忍
365| 推動“反腐外交”：從“新興大國責任”到“新型大國責任”
381| 減少選人用人“非受迫性失誤”：從治理現代化到人的現代化
407| 構建“規則社會”： 從規制既得利益到保障應得利益
| 結 語| 從世界反腐進程看中國廉潔拐點
435| 新軸心期：反腐敗仍然是一場“星球大戰”
446| 構建國際反腐新秩序：找準舊體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451| “互聯網+治理”：首個外向型大國廉潔拐點及其“雙重開放”效應
462| 分享“中國答案”：從“與中共制”到“與中共治”
[書摘]
廉潔拐點不是“賽末點”，而是國家成長新起點
從美國、瑞典、新加坡等曾經迎來各自廉潔拐點的情況中，大體上可以看出一些共性規律。以下不妨用“一核心、兩步走、三代人”加以概括和說明。
“一核心、兩步走、三代人”
所謂“一核心”，是指廉潔拐點所帶來的國家治理體系深度變遷，涉及方方面面，歷經風風雨雨，既要觸碰利益又要觸及靈魂，既要戰術突進又要戰略控盤，總歸要有一種“社會核心力量”來支撐和引領。而能夠對全體社會成員管用起效的核心驅動力量是“三位一體”的，即核心組織（組織領袖）、核心思想（價值觀）和核心利益的統一體。換言之，國家核心的感知確認過程，就是核心組織（如政黨及其領袖）以核心思想（如執政綱領及核心價值觀）凝聚人心，實現核心利益（如經濟發展與國防安全）的過程。具體來說，美國20 世紀頭20 年成型的廉潔拐點，關鍵是各界達成了“國家重組”的核心共識，即努力實現“國家和聯邦法律準許的公平交易以及公正行政”，“在更大范圍內實現社會和工業的公平”。不論是共和黨總統老羅斯福，還是民主黨總統威爾遜，都在以如出一轍的理念、殊途同歸的方式召回久違的“美國夢”，讓美國人民感受到了“核心力量”的存在。
作為美國廉潔拐點的開拓者，老羅斯福開誠布公地說：“我認為總統應該是一個毫不猶豫地利用這個職務提供給他的任何權力的強人”：“既然當總統，我就要實實在在像個總統。給我多大的權限，我就要把它用到家”。對于步老羅斯福改革攻堅戰之后塵，強硬“改變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病”的威爾遜，時任法國總理喬治斯·克列孟梭的經典評價是：“他認為他是另一個耶穌基督，來到地球拯救人類。”同樣，瑞典于20 世紀30 年代發端的廉潔拐點，關鍵是社會民主黨領袖漢森1928 年提出的“人民之家”施政理念深入人心，被尊稱為“瑞典國父”的他在1932—1946 年間4 次擔任瑞典首相，作為國家“政治引擎”，引領社民黨自1932 年以后連續單獨或聯合執政44 年，贏得了重建國家秩序、持續推行全民福利改革的長期執政機遇。新加坡于20 世紀60 年代起步的廉潔拐點更是如此，離不開李光耀這個國民領袖和人民行動黨這個組織核心。
所謂“兩步走”，是指治理腐敗的策略方法上宜堅持問題思維和問題導向，先“治”后“理”、由表及里，贏得治本時間和改革空間。對任何國家來說，腐敗都是一筆公攤化的“負資產”，都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更不能論道而不躬行。
美國走出“鍍金時代”的大國腐敗高發期，先是進行了“重新組織社會的一次嘗試”，打響了一場與工業寡頭和壟斷財閥的遭遇戰、拉鋸戰，取得決定性勝利并使“勞工領袖可以‘像大資本家一樣’輕輕松松地走進白宮大門”；其后乘勢而起、迎難而上，從聯邦擴權、預算民主、市場規制、公共福祉等多方面進行“制度再造”，一點點贏回了國人對聯邦政府的信心，一步步把滑到“少數人特權淵藪”中的國家機器拉回正軌。我曾在《走出腐敗高發期：大國興亡的三個樣本》一書中將其簡括為兩句話：一是“用空間換時間”，二是 “以責任換權力”。c 瑞典社民黨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作為實現小國廉潔拐點的核心力量，結合本國國情各辟蹊徑，前者用“人民之家”理念和“福利之國”模式的向心力“對沖”腐敗痛感，后者用嚴刑峻法、重典施治的威懾力肅清黨風民風，為贏得長期執政時間和綜合改革空間開了好頭。說到底，當腐敗的陰霾造成政治社會生態危機時，第一步重拾信心，第二步擴大戰果，穩打穩扎才能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當然，這兩步并不是截然分開、完全割裂的，實際上都是治理腐敗標本兼治戰略戰術的組成部分，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條件、互相支撐。但實踐證明，先“治”后“理”，更有利于清除問題存量、樹立治理權威和凝聚社會信心。
所謂“三代人”，是指廉潔拐點能否真正“坐實”，大致需經三代人的集體檢驗和共同體認才能得出“靠譜”的結論。中國古語有云：“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從現象上看，兩三代人，二三十年，這就是20 世紀上述幾國所展現的廉潔拐點的周期性特點。如美國廉潔拐點成型的20 多年間，經歷了老羅斯福時代（1901—1909 年）和威爾遜時代（1913—1921 年），以及其間籠罩于老羅斯福光環下的塔夫脫總統過渡時期（1909—1913 年）。瑞典廉潔拐點起始于漢森時代（1932 年9 月24 日—1946 年10 月6 日， 其間僅在1936 年6 月19 日—9 月28 日由“農夫聯盟”的布拉姆斯托爾普短暫接替漢森任首相3 個多月），成型于埃蘭德時代（1946 年10 月11 日—1969 年10 月14 日），瑞典人民經歷了30 多年創建福利國家的“黃金年代”。到目前為止，新加坡有過三任最高行政首長，分別是李光耀（1959 年6 月3 日—1990 年11 月28 日）、吳作棟（1990 年11 月28 日—2004 年8 月12 日）和李顯龍（2004 年8 月12 日至今），他們三人分別出生于1923 年、1941 年和1952 年。“新加坡奇跡”就是在這三代人中接力完成的。實際上，“三代人”并不是什么教條化的絕對時間概念，而是對廉潔拐點“沉淀期”的提示，即在一定的時間跨度和空間廣域中才能科學評估國家治理體系變革的實際成效，才能監測出腐敗現象是否已被真正抑制在民眾可接受的低烈度、低限度內，由“腐敗綜合征”造成的系統性隱患、顛覆性危機是否被確認為低概率、小概率。在此期間，保持執政主體和治理體系的穩定性至關重要。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治理腐敗遠非最終目的，贏得人心共筑未來更有意義。對不同國情黨情下的“腐敗綜合征”進行成功阻擊之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第二步”跨越是更大的考驗。
[書摘]
“美國夢”如何在大蕭條的“政治重組”中誕生
因此，國家成長和國家競爭的“超級公開賽”一直在進行，始終未停歇。廉潔拐點的出現，并不意味著“賽末點”、“冠軍點”唾手可得，而是一個新起點的開始，說明整個國家和全體國人有了全面提升的自信和底氣。這種國家成長、國民成熟的綜合效應，在20 世紀首個大國廉潔拐點即美國廉潔拐點積淀的“政治遺產”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眾所周知，20 世紀20 年代對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是生活水準和文明程度大為改善的時期，如全美上高中的學生數在1920—1930 年間翻了一番。在“咆哮的20 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國以工業批量化生產和盛行于社會的消費主義文化成長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家庭形成了度假、觀看電影和體育賽事的習慣”。從飛行員查爾斯·林德伯格1927 年獨自駕機直飛大西洋的創舉到棒球明星貝比·魯斯、拳擊好手杰克·鄧普西等體壇明星引發的全民體育潮，再到爵士樂、全彩有聲電影、海明威小說和T型車等的逐漸普及，美國進入了“歷史上最多彩的年代”。但是，1929—1933 年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不期而至，一度令“ 黃金20 年代”戛然而止。然而，就在這空前的經濟危機之中，“美國夢”被第一次提了出來。1931 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其《美利堅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及此后數年的《紐約時報》上，提出并詮釋了“美國夢”的理念：“無論與生俱來的社會地位如何，‘美國夢’是每一個人對更好、更深刻、更豐富人生的美好愿景。這個夢想一直承載著在經濟上飛黃騰達的機遇，但它同樣（或者更傾向于）包含著我們打破社會等級或是風俗習慣的不公正限制，將自身能力擴展到極致的機會。”實際上，面對巨大的美國危機，最重要的就是挽手并肩向前走的信心和希望。亞當斯指出，美利堅民族最偉大的成就，并不是成為全世界仰視的標桿，而是在“美國夢”這一真正的民族史詩面臨毀滅之時，每一代人都會奮起抗爭以拯救它。應當說，這就是美國廉潔拐點所帶來的“信心紅利”，“經濟大蕭條與‘二戰’后來被證明是一段‘美國夢’碩果累累的時期，因為整個國家都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亂象中掙扎，以保持認同感”。b 特別是經過“……根本性的政治重組。20 世紀的那次經濟大蕭條結束了自由放任主義在政治經濟領域的統治地位，使美國過渡到了新時代”。在最艱難的抗爭中“保持認同感”并共歷“新政”挑戰，這一內生動力正是源自老羅斯福時代“重組社會、拯救美國”的努力和行動。這就是廉潔拐點對國家成長、國民成熟的終極意義與核心價值所在。
之后的“美國故事”，人們基本上都已耳熟能詳了：1932年，美國人民明智地選擇紐約州州長富蘭克林·羅斯福為第32任總統，并且讓他連任四屆，以“新政重塑了美國政治文化”，“創建了社會福利體系的雛形”。其實，羅斯福的新政應當被稱為“新‘新政’”，因為其本質是對美國廉潔拐點時期老羅斯福“反托拉斯新政”的隔空接力和超級傳承，其目標都是“緩和資本主義弊端，進而保護而非摧毀資本主義”，他們兩人也“都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而且，這兩位新政締造者系出同門，還是遠房叔侄關系，最終聯手導演了“兩個羅斯福，一個新美國”的歷史正劇。可見，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件事有每一件事的意義。把有意義的人和事聯結起來，就是昨天的傳奇，今天的故事，明天的歷史。正如美國總統杜魯門所說：“人創造歷史，歷史不能創造人類。”但不論何人創造歷史，也不論如何創造歷史，都應當記住一點：
即便是已經成為“廉潔拐點俱樂部”的一員，也要警惕不進則退，防止得而復失。我們不妨回顧一段奧運逸事。
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23歲的美國選手埃蒙斯進入射擊男子50米步槍三姿決賽。埃蒙斯在最后一槍之前，領先第二名選手3環之多，幾乎已將金牌收入囊中。他只需打出7環就夠，這對專業運動員易如反掌。當時，許多記者已寫好“埃蒙斯奪金”的新聞稿，只等槍響之后按鼠標發送。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埃蒙斯最后一槍打到了別人的靶上，成績為0環，將金牌拱手讓給中國選手賈占波。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同樣是50米步槍三姿決賽，同樣是前9槍領先，這一次美國射擊名將埃蒙斯擁有3.3環的更大優勢，看來必將一雪前恥。然而，歷史再度重演，埃蒙斯最后一槍打了4.4環，創下當屆奧運會所有射擊選手的最低紀錄。冠軍屬于另一名中國選手邱健。
2012年倫敦奧運會上，卷土重來的埃蒙斯年過而立，在男子50米步槍三姿決賽最后一槍前，落后第一名5.8環，但領先第三名1.2 環，只要像前9槍那樣正常發揮，“擁銀望金”并無大礙。然而，這一次他不可思議地重蹈覆轍，只打出大失水準的7.6 環，讓幾乎到手的銀牌“褪色”為銅牌。
埃蒙斯年少成名，14歲學習射擊以來，曾贏得所有世界大賽的冠軍、亞軍和季軍，是位超級大滿貫得主。實際上，在2004年最后一槍憾失50米步槍三姿金牌之前，他已勇奪50米臥射金牌。然而，人們記住的似乎只是埃蒙斯連續三屆奧運會的“末槍秀”，他也因此被戲稱為“9槍之王”、“最后一槍先生”。
選手競技殘酷如此，國家競爭大同小異。
當廉潔拐點宛在目前，我們面臨同樣近在咫尺的“冠軍點”、“發槍令”，又將帶著怎樣的心態、姿態和狀態，擊發這撼動人心的“關鍵一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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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網
編輯：鐘婷 陳炳文